2012年5月，15岁的江西籍女孩占海特因无望参加中考而辍学在家，并和其父占全喜继续争取异地高考的权利。这一年的10月，占氏父女因约辩京沪籍家长而闻名网络，沪籍家长则发展出“守沪者联盟”。几乎在同一时间，在北京教委信访办两度上演京籍非京籍家长的激烈争辩。此时，距离各省出台异地高考政策的大限还有两个月。

　　开始在山东、湖南和重庆三地试点的异地高考政策 ，曾给占海特们带来过希望。而后2012年年末最受瞩目的京沪粤三地方案落地后，京沪籍家庭暂时松了一口气，非京沪籍家庭则纷纷表示失望之情。与此同时，双方在舆论阵地上继续展开攻防，一时沸沸扬扬。

　　相对于时代的各种疾病，中国高考曾一度获得“最公平考试”的美誉。事实上，35年前，高考恢复伊始，“出身”和“成分”依然决定考生能否录取，甚至在相当多的地区决定着考生能否参加高考。

　　历经多年变革，高考的身份、年龄等门槛正渐次消退。地域门槛则直到2010年才稍显松动，此后，“异地高考改革”争论走入人们的视野。

　　高门槛，低门槛

　　相对于历史遗留的各种门槛，异地高考的现状却是和中国教育改革进程紧密缠绕，改革的推进使得这一争议越演越烈。随着命题模式、教材体系以及高考方案的差异越来越大，全国的高考渐渐分割成块，这对于学生个体而言，鸿沟难越。

　　新中国50年的高考史中，全国统一命题约有42年，其中上海自1985年，北京自2002年开始独立命题。到了2006年，全国共有16个省市独立命题。各省市也开始采用不同的教材，以语文为例，有人教版、苏教版、粤教版、语文版、北师大版、鲁教版等诸多版本，其他学科亦各有版本，可谓林林种种，各有其道。同时，各省市的高考方案也在进行各自的改革，“大文大理”、“3+综合+x”“小综合”等等方案此起彼伏，其中江苏省更是十年五变。

　　对于十几岁异地求学的学生而言，涉及海量知识同时难度极大的高考本已是难以攀登的高峰，更换一种体系重新起步，他们的心理和知识储备要应对的挑战是巨大的。因此，外来家庭有极大的意愿来推动异地高考。这也为后来“异地高考改革”命题的发酵埋下重要因子。

　　值得注意的还有各地高校资源的不均衡，亦是本次争辩的焦点所在。国家重点建设的“211工程”院校，北京占23所，江苏占11所，上海占9所，广东则有4所。其余一本院校亦多集中在发达地区。2012年，北京、上海一本录取率分别为27.3%、 20%，远远高于全国8.5%的平均水平。京沪粤三地的高考录取率均超80%，其中上海理科录取率更是高达98%。

　　而即使是京沪粤三地，情形也不尽相同，其中广东的一本录取率只有6%，低于全国的8.5%，仅高于河南。从这一点来讲，广东的考生及家长也是满腹怨言，认为根本不应该将广东和北京、上海相提并论。

　　有调查表明北京、上海、天津、广东等地的生均教育经费名列前茅，青海、内蒙古、贵州则忝陪末座。这意味着发达地区有更充沛的教学资源。外来家长们清晰地意识到，能异地高考意味着自己的孩子拥有更多的升学机会，同时孩子不需留守，家人可以团聚。如果再入读当地大学，则意味着下一代将更好地融入居住之地。

　　然而，这些外来家长们千呼万唤的京沪粤方案不尽如人意：北京方案要求住满六年可以考高职，本科录取并无时间表；上海方案则与居住证挂钩；广东方案分三步走，至2016年有三年完整学籍的学生将可以就地参加高考。

　　京沪粤三地方案，被坊间评论认为是“高门槛”。其余已公布的省市中有22个对户籍并无要求，对学籍年限要求则各有不同，被外界视为门槛低开。

　　谁投入，谁受益

　　一直以来，高校录取沿用“分省划线定额录取”的方式不变，即高校在各个地区的招生人数是考前约定的，这让人想起科举时代的“南卷、北卷和中卷”的分区模式。

　　自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确立“中央、省市两级办学”的格局后，地方政府在高等教育的支出当中，开始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随着“教育产业化”的帷幕拉开，经济发达地区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大举扩招。有研究指出：仅1999年，山东江苏两省扩招人数就达5.5万人，超出西北五省之和。

　　既有投资，便需回报，各地高校招生本土化的倾向也渐渐显现出来。这一倾向得到了来自教育部的默许，甚至是鼓励。1999年，教育部在《关于东北大学等10所学校的管理实施意见》中明确表态支持这些部属高校扩大在当地招生的比例。

　　在各种因素的推动下，地方政府纷纷喊出“科教强省”“教育强市”之类的口号，逐步增加投入。而大学则在地方政府的默许下，大举举债，开辟多种方式进行融资。从这个意义上讲，地方政府不仅投入了财力，同时还透支了未来的税收。毕竟大学的债务，最终也是需要地方财政来承担的。

　　反对“异地高考改革”的论者所持理由看上非常充分：大学既然从当地财政得到支持，理所当然要在招生上有所侧重。“我们过去交税，甚至将来几十年都是要交税去建设我们的大学。”一位反对者如是说。

　　对此论点，占海特们的反驳也非常有力。“人人都是纳税人，”一位支持者拍着《2008公民税权手册》大声说：“餐费里包含营业税和城建税，化妆品里包含消费税、增值税等等，消费就是纳税，我们怎么不是纳税人？”

　　腾讯的《今日话题》更是直接呼吁：“不给占海特们上学，就请退税。”同税就应同权。而以纳税与否或多寡为基准来确定入学资格，容易使地方政府陷入阶层冲突与道德拷问的困境，故而，京沪两地均保留了户籍门槛。

　　户籍路，行路难

　　2008年的夏天，湖南籍的陈园自广州重点高中回到家乡读高三，随后升入一个二本院校，她曾经的广州同窗则大半考入一本院校。三年后，她的师弟广东江门籍的陈小凯在填报志愿时发现，广州医学院以及广州大学等心仪的院校在招生上市内市外有别。

　　陈园陈小凯们不明白的是，在这里成长，求学，自己的分数却没有其他同学的好用，甚至是没资格用。同龄同届同校的同学，却有着截然不同的道路，一样的校服掩不住两样的命运，一切都取决于户口。这也是此次异地高考争辩中被最为广泛提及的体制性问题——户籍制度。

　　发轫于1948年的中国户籍制度，在建立之初，并不限制国人的自由迁徙。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颁布之后，农业人口进城的道路几乎堵塞，此后城乡二元对立持续数十年。直到2000年前后，河北、重庆等地开始逐步推动农业人口转户入城。人们希望，捆绑在户籍上的社保就业等领域能够渐趋公平。

　　户籍改革曙光初现，便遭遇逆流。例如，楼市限购几乎都直接与户籍挂钩。这令人想起年代久远的粮票布票等等特供证。户籍就是当下的特供证，上面搭载了各种利益。“异地高考方案”门槛最高的北京，其户口的取得难度之大，为中国之最。而通过居住证打分制取得上海户口也被视为畏途。

　　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京沪粤三地外来常住人口分别达700万，897万3000万，均占当地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一强。面临庞大的外来人口的冲击，本土的民众和政府即使背负“歧视外来人口”的批评，也断然采取较为强硬的政策来应对。

　　“必须对自己的下一代负责”这是许多本土家庭在此次改革方案中秉持的信念，而这也同样是外来家庭的动力所在。外来家庭坚持的“同样是为城市纳税和做贡献，子女的起跑线却有巨大落差是有失公平”这一观点得到了广泛的同情，却难被接受，他们的呼吁之声越发高扬是一种必然。以“下一代”之名，双方展开的辩论与冲撞，越来越激烈，使得这次异地高考争辩宿命般演变成社会热点。

　　1993年分税制获得通过，当时即有学者指出这种“分灶吃饭”的模式将会使各区域分割开来，财政收入的不均衡将带来更大的地域差异。至于个体的不均在地区差异的基础上被放大到了令人瞠目的地步，而过去20年的小修小补无法弥合体制上的严重不均。

　　外来群体和本土群体之间在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领域的争夺，不断触发各种争端。城外的人想进来，城里的人不同意。这是土客之争的现状。从城乡二元对立所产生的屈辱和哀伤到现在远望地域门槛的慨叹与呐喊。外来人群集聚在城市，有着以前农业人口不可同日而语的动员力与话语权，这给中国户籍和异地高考改革带来更多压力的同时，也让人更增期望。

　　但一个耐人寻味的事实是，在最近半个月，随着各地异地高考政策的陆续出台，之前勇于表达的占海特却出人意料地在舆论旋涡中悄然淡出。最后，她与大多数先行的意见表达者一样，始于激烈，终于默然。

　　异地高考政策(摘要)

　　北京  实施时间：2013年

　　符合条件的外地户籍学生2013年开始可以参加中职考试录取，2014年开始可以参加高职考试录取。大学本科部分的录取则尚未公布放开的时间表。

　　上海  实施时间：2014年

　　持有上海居住证A证的来沪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在上海参加高中阶段学校招生考试并完成高中阶段完整学习经历，可在当地报考。

　　广东  实施时间：2013年

　　2013年起，通过积分入户广东的异地务工人员、高技能人才，其随迁子女可在广东报名参加高考。其他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从2014年开始可以报考高等职业学院，2016年可以报名参加高考。而广东和上海的另一项政策，都是针对积分入户或者取得工作居住证的外来人员的子女。

　　重庆  实施时间：2013年

　　具备在重庆高中阶段三年连续完整的学籍并就读；普通高中学生家长(父亲或母亲)还应在重庆有合法稳定职业、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中职学生家长不作条件限制；符合重庆市普通高考其他报名条件。

　　四川  实施时间：2014年

　　在四川就读的初中、高中毕业学生均可在当地报考在该省招生的中等职业学校。凡父母在四川有合法稳定职业和住所(含租赁)，在父母就业和居住地具有高中阶段学籍和3年完整学习经历且符合普通高考其他报名条件的学生可在就读地报名参加普通高考。

　　江苏  实施时间：2013年

　　凡在江苏省取得普通高中学籍并有完整普通高中学习经历，其监护人在本省有合法稳定职业，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的随迁子女均可参加高考。

　　浙江  实施时间：2013年

　　考生取得在该省完整的高中阶段连续学习经历和学籍，符合该省高考报名的其他条件。

　　安徽  实施时间：2013年

　　中考高统筹，唯一要求“高中阶段完整学籍”。

　　福建  实施时间：2014年

　　有三年完整学习经历的非户籍考生。

　　异地高考路

　　特约记者_周卫 记者_李岩 北京报道  摄影_刘浚

　　“政策出来的那天，感觉自己被国家抛弃了。”随迁子女家长“网上游”对《南都周刊》记者说。

　　“按照2012年12月底北京市出台的异地高考过渡方案，即使在满足相关条件的基础上，随迁子女也只可在京参加中职、高职、开放大学、网络高教、成人自考等考试。”

　　“网上游”是“教育公平联合行动”的一员。这些家长志愿者背景各异。他们或大学毕业后在京安家，或因配偶工作调动随迁至京，或因怀着“北京梦”在京工作发展。他们的孩子大部分生于北京或自小学开始就在北京求学。

　　但是，由于没有北京户口，他们的孩子被挡在了北京的高考门口。进不去的北京12年前，“网上游”怀揣对政府办事效率的信任，决定赌一把。12年后，她彻底输了，而且输得伤痕累累。

　　2001年，“网上游”是辽宁省葫芦岛市一国企职员，那时，儿子赵小明刚上一年级，丈夫调任北京，一周回家一次。每次离别时，孩子都会哭着追着车跑。因忍受不了长期两地分居，她辞掉工作赴京与丈夫团聚，儿子也由此开始了在京求学生涯。

　　“当时已经知道孩子高考可能面临的问题，也知道有人大代表在呼吁，想还有12年时间，应该差不多了，现在想真是太天真了。”“网上游”苦笑道。

　　谈到孩子，“网上游”会自然流露出一股自豪之情。小学六年，赵小明每年都是三学生，小学毕业时被评为“北京市三好学生”。此外，“羊坊店十佳少先队员”、“北京市红领巾奖章”等奖项，也都是他能进入重点中学的敲门砖。然而，由于没有北京户口，这些奖项不能给他升学加分，因为他没有资格参加北京的小升初考试。

　　“网上游”不得不把儿子送到一家私立学校就读，代价是一次性三万的赞助费加每学年八千的学费。儿子很争气，入学时顺利考上了该校的实验班，实验班的孩子是可以免中考直升该校高中部的。

　　但是，当年的招生还是出了纰漏。还是由于户口的限制，赵小明不能享受实验班直升高中的权利。跟学校交涉失败后，在距离中考20多天前，赵小明停学在家备战中考。之后，他进入了另一所私立高中。

　　2012年8月30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教育部等四部委《关于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工作的意见》，《意见》要求2012年年底前，31个省、区、市要因地制宜出台各地随迁子女参加升学考试的具体政策。

　　“网上游”看到了希望，既然要出台具体政策，正在读高二的儿子应该有机会能在2014年参加北京的高考。

　　截至2013年1月1日，全国共有27个省市公布了异地高考方案。其中，广东省规定2014年放开高职考、2016年放开高考，上海市规定持居住证A证的人员子女按照规定可在上海参加中高考，而北京规定，2013年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可参加中职考试，2014年可以放开高职考试。

　　得知这一结果，“网上游”欲哭无泪。北大教授张千帆如此评价北上广出台的方案“广东是基本及格的，上海是不及格的，北京应该说是交了一张白卷。为什么说上海的方案不及格？因为它区别了A证、C证，人为地把这个问题复杂化了。”

　　回不去的老家

　　同样赌输的还有何青容。她至今仍想不明白，既然儿子生在北京，长在北京，周围邻居也都是北京人，能在北京参加中考，为什么就不能在北京参加高考？

　　何青容1989年来京，二十多年来一直在北京工作生活。2005年，儿子林何在北京出生，虽然丈夫是北京籍，但儿子的户籍还是只能随母亲，他成了四川人。

　　沾了父亲是北京籍的“便宜”，中考那年，林何在北京顺利参加中考，因为他满足“有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开具的父母一方为北京市正式常住户口证明的考生”等9项条件中的1项。

　　儿子高一那年，得知由于户籍问题将来可能不能在北京参加高考时，何青容将林何转到了老家四川广元念高中，以期将来顺利参加高考。在此之前，从小长在北京的林何完全没有意识到，他是个外地人。

　　对于林何来说，他的户籍所在地并不是“老家”，而是一个陌生的地方。偶尔过春节时，他跟何青容一起回“老家”，最多待七八天就回京。

　　何青容在老家广元只有一年近80的老母亲。她在学校附近租了一个月租500元的两居室，开始了给儿子陪读的生活。彼时，丈夫依旧在北京上班，用1300左右的月薪养家。

　　广元的陪读生活并没有想象中顺利。习惯了北京生活的林何，对四川的气候和饮食等明显不适，母子俩都开始生病。更严重的是，当地老师上课多用方言，而来自北京的四川人林何很难听懂。第一次考试，他考了班上倒数第三名。

　　反复的生病与对学习环境的不适，导致第二学期开学仅一个月后，林何就又转回了北京上学。

　　然而，由于两地教材不一样，回北京读高中后，林何又面临新的困难。当时正好赶上了学校的第一次小考，他考了倒数第一名。他哭着对母亲说：“这边学的跟那边学的完全不一样，打死我也不回去了。”

　　2012年12月1日至5日是参加2013年北京市高考的报名时间。尽管《北京市2013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报名通知》规定考生“须具有本市正式户口”，然而，跟许多非京籍考生一样，林何竟然在网上报名系统中报名成功。

　　当日，微博上也有消息称：“非京籍考生2013年高考网上报名成功。”但很快，梦想破灭。北京教育考试院迅速回应称：网报之后还需进行资格确认，未经确认的考生报名无效。

　　小升初博弈初胜

　　其实，何青容三年前就在愁儿子未来高考怎么办。一天，她外出时看到街上有人在发传单，呼吁取消高考户籍限制。她感觉“维护自个儿权利挺好”，就加入了“推动取消高考户籍限制志愿者”队伍，开始了她近两年的“争取高考同城待遇”之路。

　　同样在2010年，“网上游”也加入了家长志愿者队伍，每月去北京市教委及教育部的信访办递材料、要求与相关负责人对话。

　　这个家长志愿者团队出现于2009年底，最初人数不到十个。那时，他们的主要目标是先争取北京市小升初同城待遇，然后希望到2012底取消高考户籍制度。

　　负责活动总体协调的“胡杨”户籍在上海，之前带着孩子在新疆上班，与在北京工作的丈夫长期两地分居。跟大部分家庭一样，因忍受不了两地分居，“胡杨”后来带着孩子来京与丈夫团聚。

　　2009年底，“胡杨”的孩子上五年级。在另一名家长的介绍下，她认识了一位长期关注外地人在京权益的海淀区人大代表。最初两次接触这名人大代表后，对方只是向他们了解情况，并没有明确表态要怎么帮他们。

　　两个月后，“胡杨”接到了该人大代表的电话。再次见面时，对方拿出一份关于争取小升初同城待遇的材料，内容情理并茂，呼吁给予保障非京籍人员的合法权益。“胡杨”和几位家长开始带着材料走上街头征集签名。

　　在公园征集签名的时候，“胡杨”曾被一名京籍女士大骂，对方责怪他们挤占北京孩子的教育资源。

　　有一天，孩子放学后回来哭，说学校发了小升初信息表，自己不能填报。安慰了孩子后，次日，“胡杨”早上9点走上街头，一直到晚上12点，都在疯狂地征集签名。

　　2010年2月底开始，“胡杨”和几位家长在该名海淀区人大代表的带领下，带着倡议书和街头征集到的签名，开始向北京市教委施压，要求兑现《义务教育法》第12条的规定平等教育条件。该条规定：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在非户籍所在地工作或者居住的适龄儿童、少年，在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工作或者居住地接受义务教育的，当地政府应当为其提供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条件。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

　　同时，由随迁子女家长组成的志愿者群体“教育公平公民联合行动”成立，他们依靠十几个QQ群交流联络。

　　2010年3月底，北京市教委出台了前述规定的具体办法。家长们开始带着北京市教委的文件继续给海淀区教委施压。每周四，家长们都会人手一份材料，来到海淀区教委，要求实行小升初同城待遇。

　　4月1日，面对10位家长代表的诉求，海淀区教委表示“海淀区教育资源紧张，解决起来需要一个过程。”

　　4月8日，20位家长代表征集了1850个签名，第五次去海淀教委，提出“关于小升初不分户籍电脑派位统一录取的建议”。

　　到4月22日，海淀区7000名非京籍学生终于实现了小升初同城待遇。

　　海淀区落实政策后，家长们继续去其他各个区推进政策落实。

　　小升初政策破冰过程中，家长志愿者的队伍也逐渐壮大，第一阶段结束后，有联系方式的家长团队达到了两千人多人。

　　高考户籍藩篱

　　小升初同城待遇的推动成功让家长们大受鼓舞。2010年7月开始，家长们约定在每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四去走访教育部，推动异地高考的政策启动。

　　此前，由于团队成员数量较少，家长们主要依靠电话相互联系。2010年8月，家长们开办了“我要高考网”，其中设有“社会关注”、“志愿者”、“我家故事”、“视频”等版块。网站首页上附有全国各地随迁子女家长联络QQ群号，其中北京地区的最多，截至目前共有35个，其次为上海，共有9个群。

　　由于不懂网络，何青容依旧用电话跟其他家长们保持联系，她和丈夫几乎一次不落地参加志愿者们的维权活动。两年来差不多每个周四的上午，她都会早早起床，跟丈夫一起步行20分钟左右到车站，换乘4次公交车，花3到4小时的时间，去教育部或者北京市教委门口争取儿子在京高考的权利。

　　2011年1月北京市“两会”前，家长们向100多名北京市人大代表寄送呼吁书及万人签名册。北京“两会”期间，13名北京市人大代表联名递交了关于“合理解决非北京户籍居民的子女参加北京地区中考和高考”的提案。

　　家长们的行动似乎奏效了。随后，教育部长袁贵仁在当年全国“两会”上首次表态称，正在调研随迁子女异地高考方案。家长们将袁贵仁的表态用大字放在“我要高考网”的首页，并附上“2011年3月10日教育部袁贵仁部长表示随迁子女高考正在调研时间已过XXX天，支持签名XXX”。截至目前，获得的支持签名书已逾十万。

　　同年5月21日，“关爱随迁子女就读地高考主题研讨会”在京召开。知名学者张千帆、陈丹青等及多家媒体、家长志愿者共六十多人参会研讨。

　　2011年6月23日是家长们呼吁开放异地高考一周年的日子。那一天，“网上游”生平第一次被派出所“问话”。

　　“20年前，我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没想到20年后，我为了自己孩子的教育问题坐到了那种地方。太可笑了！”“网上游”哭笑不得。

　　那天早晨，穿着印有“教育公平，以人为本”白色T恤的“网上游”刚从地铁出来，就看见一名拿摄像机的志愿者被警察带走了。她跟另外几名家长一起跟到了派出所，没想到也被“问话”了。从派出所出来后，下午，北京下起了暴雨， “此次降雨为北京十年以来最大的一次降雨”。“网上游”们觉得，好像老天都在为他们遭遇的不公鸣不平。

　　同年10月，张千帆等15位学者联名提请国务院和教育部取消高考和招生工作中的户籍限制。10月29日，部分非京籍随迁子女家长邀请学者、媒体，发布了由他们共同起草的《随迁子女输入地高考方案》。方案建议应“依据学籍和父母经常居住地等标准来认定高考报名资格”。

　　2012年，家长志愿者们的活动强度有增加。2月23日，500多名家长在教育部信访办要求与部长袁贵仁直接对话，为规模最大的一次。此后一直到8月份，基本一月一次，期间穿插多次专家研讨会。

　　2012年7月5日，教育部副部长杜玉波在河南高校调研，有媒体报道称，杜对异地高考问题表态，称方案“已经国务院批准，将适时发布。”同一天，在教育部门口，“胡杨”和另一名家长“跳舞”在询问教育部方案何时出台时被驱散。

　　当天，距离袁贵仁2011年表态正在调研随迁子女异地高考方案，已经过去了一年半，距离这些家长子女高考的时间也越来越近。

　　令人失望的是，2012年7月26日，家长再度前往教育部要求其尽快公布《意见》全文，教育部信访办工作人员却称，媒体报道的“已经国务院批准，将适时发布”是误读，原话应是“一经国务院批准，将适时发布。”

　　9月上旬，北京市异地高考政策还未出台。何青容担心日益加重，儿子能否在2013年参加北京的高考还是个未知数。

　　对于父母的努力，林何也都看在眼里，他经常跟父母一起参加各种研讨会，与其他家长交流。但是对于父母的努力能不能达到某种效果，他不敢说。“不敢说丧气的话，怕伤他们的心和打击他们的积极性。”林何说。

　　12月22日，北京迎来大风降温天气，气温降至零下15摄氏度。北京的异地高考方案还未出台。家长们商定集体散步，小规模的聚集很快被警察驱散了。

　　12月30日，在国务院规定的最后大限之前，北京市异地高考过渡方案终于出台。之前10天，北京市教委就异地高考方案举行了专家座谈会，该委相关人员称“邀请了张千帆和杨东平两位专家，但二位没有参加。”

　　对此，张千帆表示，在专家座谈会开过一周多后，他才发现他的信箱底下压着一张邀请函，20号开会，邀请函的落款是18号。“现在开会很少通过邮寄邀请函这种方式，一般通过电话短信或电子邮件，即使邮寄邀请函也不会这么仓促。我想他们筹备这个会久矣，用这种通知方式是不妥当的。”

　　北京的过渡方案出台后，参加北京高考希望落空的赵小明在备战托福，准备出国。而林何则准备复读一年，期待着来年能出台政策，让他能在京正常参加高考。

　　“如果可以，我想去黑龙江信息科技大学，我一个好朋友在那，也是北京人，他当初知道我不能参加高考时都哭傻了。”林何说。

　　根子在特权

　　2012年8月5日，一名来自河南的小伙子戴着面具踩着高跷在北大西门表演行为艺术，抨击北京高考生享受太多特权。他对媒体表示“踩高跷”是“京生考北大，高人一等”的意思，他希望以此“唤醒更多人意识到这种不公平，敢站出来打破这种局面，让高考和户籍制度最终分开，实现教育的公平公正。”

　　财新网执行总编辑张继伟调侃说，北京异地高考方案若要满足“让老百姓满意”的最高指示，一定要备有一个阿基米德在澡盆里才能想出来的妙招：就是在2014年之前，把北京的高校包括北大清华在内，统统变成高等职业学校。

　　2012年10月7日，在异地高考争论激烈程度仅次于北京的上海，两名90后学生在复旦大学门口以同样的行为艺术呼吁教育公平。这两名学生戴着面具，人手持一标语站在跷跷板上，持“户籍才有重量”的将持“知识不是力量”的学生高高翘起。

　　在全国27个出台方案的省市中，凡是没有什么高考特权的地方，都放得比较开。比如，黑龙江、安徽、重庆、河北、湖南、吉林、辽宁、浙江、江苏、河南、云南、湖北等地的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自2013年起即可在当地参加高考。

　　中国政法大学王涌撰文指出，中国教育公平的一个严重问题是高等教育的机会严重不平等，高等教育资源特别是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向特大城市学生倾斜，异地高考与高考移民的问题由此产生。王涌还指出，掌握资源分配的权势人群，他们一般容易得到京沪这样特大城市的户籍，子女因此能获得荫庇。

　　至于降低京沪两地高考报名条件引发的担忧，如教育资源有限、人口爆炸甚至社会秩序紊乱等，张千帆教授在接受《南都周刊》采访时则表示：“政策放开以后，是不是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来到京沪，政府应该提出有关证据，把他们的忧虑跟社会交代一下。有些忧虑可能是合理的，有些可能只是一个借口，或者是杞人忧天的恐惧，但有理没理都拿出来晒一晒。”(注：文中“赵小明”为化名，“网上游”、“胡杨”为网名)